论如何成为一位信任并支持孩子自主的父母

原文：#89. On Being a Trustful, Autonomy-Supportive Parent

在此，我总结了十一种育儿实践，在我看来正是这些行为共同体现了何为理想的育儿风格。

作者：Peter Gray

2025 年 8 月 18 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阐述过**「信任式育儿」**（trustful parenting）的价值（例如此篇和此书）。信任型父母深信大自然为儿童发展所设定的蓝图；他们不仅不会压抑孩子的天性，反而会细心呵护那些与生俱来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去独自或与同伴玩耍和探索，放手让他们拿主意、去冒险，并从挫折中积累经验。信任型父母从不衡量或试图主导孩子的发展，因为他们相信孩子拥有自我引导的能力。他们明白，正如所有生命一样，人类的孩子体内也有一套由 DNA 驱动的成长计划。只需为其提供一片沃土，生命自会破土而出。这类父母的信任并非放任不管。除了自由，他们更会提供健康发展所需的给养、关爱、尊重、道德榜样和环境条件。他们支持而非主导孩子的发展。

正如我在此文中所写，信任式育儿向孩子传递的是赋权的信息：「你是有决定能力的。你有眼睛和大脑，能自己琢磨出办法。你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通过玩耍和探索，你会学到必需的知识。你的需求受到重视，你的意见举足轻重。你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而我们也相信你能从中吸取教训。社会生活不是意志间的博弈，而是相互扶持，让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我们与你同在，而不是与你为敌。」

我个人很喜欢「信任式育儿」这个词，但在研究文献中它并不常用。从某些方面看，我的这一概念与研究文献及日常用语中所谓的**「直升机式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恰恰相反。后者的特征是在于进行侵入式的监控、支配和矫治，并试图规划和掌控孩子的未来。大量研究表明，在这种父母过度干预下长大的年轻人，相较于那些在较少如影随形盯着和管控下长大的同龄人更容易遭受焦虑和抑郁，且往往自我效能感低、自控力薄弱（综述见 McCoy et al, 2024; La Rosa et al, 2025）。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学习如何主宰自己的人生。

育儿研究文献中另一个常用术语是**「自主支持型育儿」**（autonomy-supportive parenting）。顾名思义，这种方式旨在增强孩子自由感。它与直升机式育儿并不完全对立，后者的反面或许应被称为「放任自流式育儿」（laissez-faire parenting）。「自主支持」不仅是简单的放手，更意味着对孩子自主性的积极助力，比如为孩子寻找与其兴趣相关的材料，并在他们朝着个人目标迈进时，提供他们需要且渴望的帮助（Edlynn, 2023）。

大量研究表明，成长于这种育儿方式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平均而言在心理上更健康，社交关系更好，自驱力与自我调节能力也优于同龄人（Edlynn, 2023; Vasquez et al, 2016）。另有研究显示，自主支持型家庭的孩子在面对问题时，表现出的解决能力显著强于那些较少获得此类支持的孩子（Vulcan et al., 2018）。此外，科研结果还揭示了一套最优解：将较低的监控频率与较高的自主支持相结合，其对心理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远比单一的干预或放手更为显著（Bradshaw et al., 2024）。

我现在决定，将我之前所说的「信任式育儿」赋予一个新的名称。我将称之为**「信任式、自主支持型育儿」**，简称为 TAS 育儿（trustful, autonomy-supportive parenting）。这个术语虽然更繁琐，但它比我之前的表达更能精准体现这种育儿模式的内涵。TAS 父母不仅放手让孩子能主导自己的行为，更会通过在孩子需要并渴望帮助时伸出援手来支持他们的决定。

信任式、自主支持型育儿的实践

TAS 父母在实践中表现为哪些特质？以下是我想到的一些具体做法：

视孩子为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人，而非父母的作品。TAS 父母认识到，孩子不是他们的作品，不是他们的延伸，更不是他们的倒影，而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个体。父母的目标是理解孩子本来的样子，并帮助他成为自己，而不是把他揉捏成别的模样。TAS 父母明白，孩子的世界并非以父母为中心，而成长的终点，恰恰是摆脱对父母的依赖。TAS 父母不因孩子的行为而过分揽功或自责，他们只专注于在需要时给予理解和帮助。

尝试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这是同理心的基础。如果孩子闹情绪或行为失当，TAS 父母会试着设身处地去寻找诱因。孩子或许无法清晰地言说，甚至并不清楚自己为何如此，但作为了解孩子的长辈，并凭借自己也曾身为孩童的经历有能力洞察其隐衷。这并非意味着纵容不良行为，而是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与孩子站在一起并肩作战，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

关注孩子的当下，而非未来。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有所担忧，乃人之常情。我们都寄望孩子长大后能善良正直、身心健康，成为既能自立、又能回馈社会的成年人。但 TAS 父母深知，未来终究是孩子自己的责任，而非父母的功课。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通往目标的道路，必须由孩子亲手绘制，而非由父母代劳。”

TAS 父母深知，为孩子创造圆满童年所需的条件，才是助力其迈向充实未来的最佳途径。那些在亲子关系中感到稳固、被支持而非被控制、被信任因而值得信赖，并拥有足够好的环境去玩耍、探索和学习（包括大量结交朋友、与家庭以外的人互动的机会）的孩子，将最有能力规划自己满意的人生。幸福的童年往往是成年后幸福的底色；而不幸的童年，则往往通向不幸的成年。

孩子能自己做的事绝不代劳。孩子天生就渴望尽可能多地为自己做事，这是他们迈向成年的方式。TAS 父母深谙此理，因此只要是孩子力所能及的事，便放手让他们尝试，哪怕结果并不如父母亲自动手那样利落。他们允许孩子犯错甚至搞砸，因为他们深知，挫折与失败本就是成长中必经的磨炼。即便提供帮助，他们也只是在孩子努力的基础上从旁协助，而非大包大揽。他们的目标是成就孩子的独立，而非横加干预。研究显示，一旦父母意识到这正是孩子的学习方式，便会表现出更强的耐心，即便效率变低，也愿意放手让孩子独立完成（Shachnai et al., 2024）。。

期待孩子成为家务的伙伴。没人愿意永远只当被照顾的对象，而不作任何贡献，大人如此，孩子亦然。被需要本身就是一种赋权。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是独特的个体，但他们同属一个团队，而合作正是家庭凝聚力的源泉。研究一再表明幼儿想帮忙。在四十多年前的一项经典研究中，Harriet Rheingold (1982) 观察了 18、24 和 30 个月大的幼儿。当父母在做家务（如叠衣服、扫地、收碗碟）时，这 80 名幼儿无一例外，全都在未经要求的情况下主动搭把手。用 Rheingold 的话来说：「孩子们动作迅速有力，语调兴奋，表情生动，完成任务后更是由衷地喜悦。」另有研究表明，在那些父母通常允许幼儿帮忙（即便“帮倒忙”）的文化中，孩子也会在成长中保持这份主动，并为家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Alcala et al., 2014）。

当然，TAS 父母也明白，分担家务应当是通过家庭协商来决定的，这样孩子在任务分配上就有了选择余地。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维度便是在如何为家庭做贡献上有发言权。主动请缨的快乐与被动受命是截然不同的。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喜欢承担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活儿，比如，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洗碗，而是想尝试亲手烹饪一顿晚餐。

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与问题解决。我并非鼓吹家庭内部完全平等的民主化。那不现实。但 TAS 父母认识到，孩子渴望在家庭决策中拥有被咨询与被倾听的机会。这是对孩子作为为家庭贡献的一份子的尊重。此外，一个人若能参与决策过程，其执行时的心态也会更佳。家规的制定应以达成共识为导向；而一次全家都点头（或至少不排斥）的旅行，也总好过强行指派。在解决问题时，孩子们以其天生的创造力和新颖的视角，往往能提供令大人眼前一亮的方案。TAS 父母放弃权威，当甩手掌柜，而是以与每个孩子的成熟度和能力相称的方式因材施教。

更强调品德，而非成就。TAS 父母认识到，父母为追求高分或优异竞赛成绩而施加的压力对孩子伤害巨大（在书信 #80中讨论过）。他们明白，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赢家”，而是更多的良善。那些心存善意、关心他人的人，路往往会越走越宽，因为他人自然也会报以关怀与友谊。在TAS 父母看来，学校里的事是孩子自己的事，除非孩子开口求助，否则他们不会越俎代庖。但即便真的要过问学校生活，他们也更倾向于问：「今天你有机会把善意传递给需要的人吗？」而不是「那次考试考得怎么样？」（建议源自 Grant & Grant, 2019）。当然，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永远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毕竟在识破虚伪这件事上，孩子个个都是天才。

与其下禁令，不如教规则。父母关心孩子的安全，本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有一种并非 TAS 式的保护手法，是试图通过切断风险来确保安全：禁止孩子在没有成人陪同的情况下踏出家门；不准他们动刀、生火、爬树，甚至不让碰烤箱；剥夺他们使用手机或社交媒体的权利。这些限制确实减少了某些眼前的风险，但也极大地减少了学习的机会，蚕食了孩子的自主感和快乐，并强化了对孩子能力不信任的信息。

对于那些明显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类禁令或许是适当的。但如今，许多美国父母即便是对十来岁的少年，也依然沿用这套禁令，而这些活动，在我小时候或是现在的芬兰、挪威，五六岁的孩子便已获准尝试（Shaw et al, 2015; Welch, 2024）。TAS 父母明白，真正的安全之道并非一禁了之，而是授人以渔——教会孩子如何安全地去做那些他们既有能力、又渴望尝试的事，并在获准其行动后，经历一个从细心看护到逐渐放手的过渡过程。

尊重孩子的隐私。每个人，至少是四岁以上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些隐私。没人愿意生活在全天候的窥探之下。对青少年尤其如此，他们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其核心任务就是摆脱对父母的依附，构建独立的自我。他们需要试验各种生活形态，探索亲密关系，而这些尝试必须在没有父母监控的真空地带才能完成。对于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是一种获益，而对于青少年，这则是生存的刚需。TAS 父母尊重这一点。正如他们不会偷看孩子的日记，他们也不会监控孩子的上网记录或与朋友的信息；他们不要求孩子每次外出后都详细汇报；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数字追踪设备来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

抵制基于恐惧和防御的育儿模式。信任的敌人是恐惧。不幸的是，这种针对孩子的恐惧正充斥着当今社会。这并非因为世界真的变得愈发险恶，而是整个社会集体炮制了一系列关于危险的传说。担心孩子被陌生人拐走、遭遇飞来横祸、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抉择、或学业失败而跌落所谓人生失败之低谷（以谁的标准？），这些恐惧是「直升机式育儿」（过度保护型）和「虎妈式育儿」（强迫控制型）的共同根源（见此文）。

TAS 父母明白，所有的冒险和自由都伴随着风险，而缺乏这两者的生命，几乎不值得一过。他们也知道，通过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决策和承担责任，才正在对孩子的未来提供最好的保护。TAS 父母还会抛开另一种恐惧：其他成人的评判。TAS 父母对他们给予孩子的信任充满自信。如果因允许孩子享有他人所不许的自由而招致非议，他们也只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性的认知局限，并能心平气和地阐述自己的育儿逻辑，而非急于自辩。

为自由玩耍和独立探索创造条件。TAS 父母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在于：当整个社会环境对孩子的独立行动并不算友善时，如何才能让孩子依然拥有独立探索的空间，特别是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和同伴一起在户外尽情撒欢，我曾在书信 #46中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结语

TAS 育儿不仅对孩子更健康，对父母亦然（见书信 #56）。它让父母能享受观察孩子成长的过程，不必再深陷于恐惧型育儿所带来的无休止焦虑，也避免了由此引发的亲子冲突。一项针对新冠疫情居家封锁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父母与孩子被迫长时间共处，结果显示，那些推崇自主支持的家庭，其成员的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都要远好于那些父母试图强加控制的家庭（Neubauer et al., 2021）。

现在，你怎么看？你认为在当今社会，TAS 育儿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又该如何攻克这些难题？这个 Substack，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供大家讨论的论坛。您的想法和疑问，无论我们观点是否一致，都会受到我和其他读者的珍视与尊重。正是由于每一位读者在这里留下的真知灼见，这些信件才有了更深层的价值。

此致敬意并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Peter